（一） 中国的象形文字：陶文、东巴文、水书

提起中国的象形文字，一般人只知道甲骨文，其实还有比甲骨文更早的象形文字，那就是陶文，即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或文字。同时，因考古的发现，我国的象形文字除甲骨文外，还有彝族的古彝文、水族的水文和纳西族的东巴文，现简述如下：

陶文

在中国的上古时期，汉字产生之前，最像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一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或数个符号。

陶文与甲骨文似有相通之处，在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有27种；而在姜寨遗址发现的刻划符号共有38种，多与半坡符号相似，只是有些更为复杂。这些符号尽管它们不像成熟的文字那样是形、音、义三要素的结合，但在作为信息载体这个功能上，它们与文字有共通之处。况且，这些符号的形状也的确与早期文字相似，甚至相同。这些刻划在器物上的符号和图形，其结构特征、刻划方式以及使用场合等都与文字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故“一般都将这些符号和图形看作是文字的前身，它们为研究汉字起源问题提供了许多较有说服力的依据。”5

据考古学者称“在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上，多刻有以短线交叉组合而成的符号，这些符号时代较早，数量也比较多，并且其形状颇象甲骨卜辞，故一经发现就引起考古界的极大重视，在文字起源问题上经常被引用。”6

陶文，顾名思义就是陶器上的文字，是汉字的远祖。陶文有两种：一种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原始文字”，虽然现在还不能确认它是些什么字，但已具有一种“标记”和“表号”的性质，是我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一种是从商朝到春秋战国时代陶器上的文字，一般只有几个字，大多是印文，内容为人名、官名、地名、督造者名、吉祥语和年月等，与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一样，同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资料。

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

对这些陶文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立庵（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5500年左右的历史了’。”7

说到陶文，不得不提“丁公陶文”。考古界备受争议的“丁公陶文”，是指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1992年元月2日在山东省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文字整齐地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5行11个字。这块陶片长4.6－7.7、宽约3.2、厚0.35厘米。右起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些陶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已经脱离了单个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叙事。

丁公陶文发现以后，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30余位专家学者鉴定后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确认，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王恩田先生认为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严文明先生说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

关于中国文字起源，古代典籍中多提到“仓颉造字”。历史上确有仓颉其人，即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即黄帝的曾孙帝喾（前2436～前2367）。帝喾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了华夏基根，被后人奉为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之一，但文字不是他创造发明的，而只是由他厘定或传承下来，正如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说“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

文字起源与陶器符号有关，这是世界所公认的。据学者研究，中国的陶器符号（即陶文）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6000—前5000年的陶器上绘写、浮雕或刻划的符号。从1954年秋至1957年夏，中国考古工作者经多次发掘半坡遗址（今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北）后发现：早在6000年前左右，半坡人就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具有文字性质的刻划符号和绘画、雕塑、装饰等艺术作品。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文化年代距今约5000年左右。

近年来，人们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批距今已有4500多年的墓葬，里面出土的一些陶尊上也刻有一个图像文字，共发现了10多个单字，这些字都是按照实物的形状描绘出来的，因此被称为“象形字”。“象形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已经具有了文字的特征。其字体的结构与甲骨文上的象形字十分相似，但比甲骨文还要早1000多年。

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进行的发掘，从“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一版完整的龟腹甲和另外两个龟甲残片，上面都刻有符号，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户”字。还有一件柄形石饰也有刻划，刻划符号的年代，据碳素测定约在公元前6600~前5600年”8——这项发现将甲骨文的创制历史整整向前3000年。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主要和年代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号（即陶文）有关，这种刻划符号发现已久。在良渚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出土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

有刻划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距今5600－6700年之间），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郃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在一些早于半坡类型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划符号；而“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以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缽。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缽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9

在大溪文化（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屈家岭文化（约为公元前2550—前2195年）、石家河文化（约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时期，随葬品最多的墓则几乎全是陶器。如，2007年在湖北荆门龙王山又发现一群大溪文化墓地，“其中M132号墓随葬陶器有鼎110件，杯131件，细颈壶2件，豆5件，罐9件，曲腹杯2件，盆1件等，共260件全是陶器。”10可见陶器在当时的普及性。

大地湾遗址（公元前6000年~前2800年）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为新石器早期及仰韶文化早，中，晚各期文化遗址，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地湾最早距今8000年，最晚距今4800年，有3000年文化的连续，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出土的陶器达4147件。其中，距今8000年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的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这些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这些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800～前4300年）陶器刻划符号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且有一些符号与半坡符号基本一样。虽然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至今未能破解，但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也就是说陶文的历史最少有8000年。

陶器的创制年代到底有多少年，至今依然争议不少。据有的学者称，中国陶器的起源“可追溯到22000年至18000年前的最后冰期鼎盛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庙岩遗址、柳州大龙潭遗址发现了22000年前的陶器，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吊桶环遗址和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18000年前的陶器。可以说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诞生于长江中下游南部，时值最后冰期鼎盛期的后半期。”11 可见陶文的历史或许比现代考古发现的年代更久远。

到目前为止，要全部破解陶文还是很困难的，至今也只有一部分字能猜测出它的意思，即相当于后代的某些文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这是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

水书

水文，顾名思义就是水族的文字。水族的聚居地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的苗岭山脉以南、都柳江和龙江上游。森林密布，山水如画，适于农林业的发展，是贵州高原的鱼米花果之乡。

在我国56个民族中，有17个民族有自己传统的文字，水书即为其中一种。水书是水族的古文字、水族书籍的通称。水书是水族先民创制的一种独具一格的雏形文字，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lesui）”，“泐”即文字，“睢”即水家，“泐睢”意为水家的文字或水家的书。

水书是一种类似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号，酷似殷商甲骨文，又似古籀小篆，属于象形文字，是世界上除玛雅文、中国东巴文、中国古彝文之外又一存活的象形文字。

水族古文字，绝大多数的字属于表意方块字，与甲骨文、金文形体相类似。水族古文字是在动态之中传承，至今还能保留与甲骨文不少的相似之处。据学者潘朝霖说，水族古文字的字数总量至少有2500多个，其中异体字约占2/3，独体字约为800多个，水书中的异体字，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28宿、九星等类的文字中。另外，水书中还有一些图画文字，属段落表意的图画文字或词组表义文字，很难用单字的字头来计算。

水书记载了水族古代的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百科全书”式信息，被誉为水族的“易经”、形文字未开发的“最后领地”。

是解读水族悠远、沧桑、苦涩历史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水族社会历史文化的钥匙，同时也是进行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资料。

有专家考证，说水文创制于夏朝（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如岑家梧先生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中说：“‘水书字体，如干支字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水书制造之时代极为古远’。”12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即曾经困扰考古界40余年的夏代陶片上的24个符号，是河南省有关单位看到水书的报道后，给贵州省档案局提供拓片，请求辨认上面的陶文，结果找到了对应的文字符号就有十多个，由此证明水族古文字与夏代文化遗存符号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夏商时期，华夏民族群体中已包含水族的先民。

由此可以得出，水文的创制距今最少有三千五百余年；更为难得的是，水文一直延用至今，现在的水族大约40余万人依然在使用它，故有的学者称它为“世界象形文字的活化石”。

水书，又被称为“反书”，是因为它的写法不少字与汉字正好相反，是汉字笔画反过来写的缘故。水书的“反”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一些水文字的结构与地支类的汉字相反，如“子、丑、午、九、五”等字，其构字法可以反写、侧写、倒写，甚至很读图案以反为正。其次，水书宗教色彩比较浓厚，当初创制水书的初衷是通鬼神、探天机、与鬼神对话等，所以水书典籍中有不少代表“鬼”、“神”的符号夹杂其间。第三，水书的月份与汉族的日历顺序推算错位，如水历的年终十二月、新年正月，对应夏历的8、9月。

水书的结构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象形字，有的字类似甲骨文、金文；二是仿汉字，即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的写法，三是宗教文字，即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有点像道家的符咒。书写的格式从右到左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

水书除了包涵大量的原始宗教信仰内容以外，它还保存了亟待挖掘和破译的天象、历法资料和水族古文字资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于水书的重要性，在潘朝霖贵州民族学院科研处副处长，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潘朝霖的奔走下，承载水族文化的水书、端节、马尾绣等相继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

2007年10月，“天下第一水族古文字碑林”在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水根村的怡心园建成，“碑林”由原新疆建设兵团副师级干部潘国慎提供资助。“天下第一水族古文字碑林”组织者，特邀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潘朝霖撰稿、辑录水族古文字、书写碑文，耗时月余。

“天下第一水族古文字碑林”9块碑，18面组成，石碑尺寸高为137～165公分，宽为66～86公分。主碑镌刻“勒睢碑”三个大字及序言，第2～9块为水族古文字1500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的古文字已失传。碑的背面，镌刻古今中外莫友芝、岑家梧、潘一志、王品魁、何耀华、曾晓渝，以及法国、美国、日本等著名专家学者对水书的论述，由中、英、日、法、西班牙文组合。

东巴文

东巴文是居于西藏东部及云南省北部的少数民族纳西族所使用的文字。东巴文，纳西语称“司究鲁究”，直译为“木迹石迹”，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留记在木头石头上的迹印”；二是“木石之痕迹”，可引申为见木画木，见石画石。

东巴文源于纳西族的宗教典籍兼百科全书的《东巴经》，由于这种文字由东巴（智者）所掌握，故称“东巴文”。东巴文是一种原始的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文字；其文字形态十分原始，甚至比甲骨文的形态还要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但亦能完整纪录典藏。

东巴文属于象形表意文字类型，包括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字体，文字总数约1400个左右。东巴文的表意方法主要是用一个字或几个字代表一句话，字句从左至右，自上而下。这种文字大约产生于公元11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一，至今仍在使用之中。因此，东巴文被称之为目前世界少数存活着的象形文字之一，被誉为文字起源与发展的“活化石”。2003年，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并进行数码记录。在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五项遗产中，东巴古籍是唯一一项少数民族世界遗产。

东巴文无疑是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从最初刻画在木石上的单一符号、图像，发展到后来，便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批相对固定的图像符号，这才形成了东巴文体系，这也是无数代人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劳动的结晶。

东巴文主要用于书写纳西族东巴教经典，民间有时也用来记录民歌、账单、墓志铭等，主要在纳西语西部方言区通行，元明清至今都在使用。这种经书主要是用本地一种木本植物皮所制的厚棉纸（俗称东巴纸）订成册，书写工具有用锅烟灰拌胆汁制成的墨及自制的竹笔。

东巴经分布于金沙江上游的纳西族西部方言区，包括丽江和中甸、维西的部分地区。据丽江市东巴协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纳西族曾经编撰和传抄出两万多本东巴经；其中，互不雷同的书目约有1500多册卷，计1000余万字。有一万多本已于建国前流散到美、英、法、日、德、加拿大、奥地利等国，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博物馆就藏有4000余册。国内收藏较多的有丽江县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及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台湾博物院等。

东巴文中的每一图像符号都有它约定俗成的线条和笔法，形成固定所指的概念，并具备了表示某字、某词的符号。从保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东巴经》看，留存至今的东巴经书和文献多达1500余种，共两万多册，其中属东巴经典的约有一千多部，广涉天文地理、宗教哲学、神话传说、民俗民风，被称为古代纳西族的“大百科全书”。

东巴文的字符结构是由上下的，也有左右结构的字型；书写规则：按自左至右，自上而下的书写规则词有时连写，有时不连写音节间有的有空格，有的无空格，东巴文的总字数约有1400个；令人不解的是，东巴文的“字”和纳西语的词不总是一对一的关系，有时写出的字不准，有时可念的字没有写，人们常说同一句东巴文句子，能读10多种意思。

东巴文的基本特点，是字形带有浓厚的图画味道，但是每个图形都有它固定的概念、固定的线条和笔法，而且有固定的读音，已经成为表示语言里某个字、词的特定符号——由此可见，它是介乎于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一种文字符号。

从象形文字脱化而来的还有一种标音文字，称“哥巴文”，东巴也运用这种文字撰写了二百多册经书。这种文字比划简单，一字一音，比东巴文进了一步。它多数由东巴文脱胎、缩减、演变而来，部分借鉴了汉字，但应用不广。

甲骨文有4000个以上的字符，从已经破译的部分可以看出，字符的构成已经有表形、会意、表音等多种方式，记载的内容也很丰富，这说明它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了。如果把文字的发展过程看作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就像一个刚满3岁的幼儿，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则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从文字的性质角度看，东巴文甚至比甲骨文更为原始。

东巴文却仍具有“图画文字”的特征，而且它基本只用于宗教活动中，还是一种有些类似符咒的宗教文字。考古学家推测，原始人为祈祷丰收或狩猎成功，把一些图案画下来，认为这些符号有神秘的力量，这些符号就是文字的雏形。东巴文字正好介于“神秘符号”和真正的“文字”之间，所以可说是文字的“婴儿”时期。

从文字自然形态发展的角度看，东巴文比甲骨文还要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最早是写画在木头和石头上的符号图像，后来随着纸的发明，纳西先民才把这些符号图像写在纸上，成为东巴文经典。东巴文中的每一图像符号都有它约定俗成的线条和笔法，形成固定所指的概念，并具备了表示某字、某词的符号。

东巴文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必须代代相传才能保存下去的古文字，但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东巴仅存一二十人，许多学者担忧，为数不多的老东巴百年之后，纳西象形文字和东巴文化将成为历史。

为了保护和传承东巴文，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国家民委、云南省民委、省文化厅、省社科院都先后资助东巴圣典翻译工作。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及有关研究机构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三大工作：一是开展深度研究，二是加强了对东巴传人的培养，三是立法。

为抢救东巴文化，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近年来整理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共计一百卷（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还编写出版了一系列东巴文化图书，如《东巴文化艺术》、《东巴文化研究所论文选集》、《纳西族东巴教仪式资料汇编》等，对现存的东巴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广泛开展了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活动。

此外，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2002年，东巴文化研究院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共同开办了“纳西族语言文学和东巴文化方向”本科班；2003年，经重庆市学位委员会批准，东巴文化研究院与西南师范大学文献所共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东巴文化登上了大学殿堂，填补了东巴文化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的空白。2005年5月，“纳西东巴象形文字国际标准化”正式立项，由云南省民语委牵头，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作为项目实施单位，正在进行中。

无论是陶文、水书，还是东巴文，都具有笔画朴素优美、喻意如诗如画的特色，这或许就是最早的书法特质，这样的特质在甲骨文、金文也得到了具体体现。至于古彝文、甲骨文、金文，笔者另有专篇讲述。